内卷虽为人所诟病,但也说明以努力为信念的人还是多。然而,美国遗传学家佩奇·哈登却以科学实证表明,基因的影响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智商、情商、学商……各种优势早在孩子出生前,就伏笔于他们抽到的“基因彩票”中。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重新审视教育与公平?基因与环境,到底哪个更重要?

有关公正的议题何其复杂,但人们对此至少有着朴素的理解——凡事凭本事努力,而不是“外挂”。

世袭贵族的“外挂”退出历史舞台后,经济优势接棒。而收入的差距,又往往与教育的不平等密切相关:

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工资(按实际购买力而言)在过去60年里都没有增长;

来自美国最富有的1/4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可能性,是最贫的那1/4的将近4倍。

此类数据不胜枚举。即便常春藤再怎么标榜多元化,也无法掩盖名校学子大多家境优渥的现实。如此看来,每个人来到这世界前就在刮彩票。

然而,美国心理学家、行为遗传学家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教授提醒我们,关乎人生的彩票可不止财富这一张。她通过研究确信,先天遗传差异对于人们的生活,包括孩子的教育,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过去几年中,新的分子技术已经开始支持这样一个基本发现,即我们的个人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基因。”

DNA的影响渗透在每个角落,天生继承的因素无处不在,只是社会对它的认知还不够而已;而“基因彩票”不仅涉及智力,甚至还关系到孩子的社会情感技能……

哈登教授的著作《基因彩票》(The Genetic Lottery)一经问世,便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并被《经济学人》评为年度最佳书刊。

凯瑟琳·佩奇·哈登,及其著作《基因彩票》

问题来了:倘若基因彩票真的存在,那些“手气不佳”的普通孩子,是否还有努力的必要;孩子是否天然地要被划分为优生、差生;所谓教育公平,又是否只是如梦幻泡影?……这些问题,可谓关乎我们对于教育最本质的信念。


一、基因抽彩:70万亿分之一

遗传学涉及到海量学术词汇,很容易使人读得头脑发昏,但完全不触及,则连探讨之门都进不去。这里我们不妨只去涉猎最要紧的几个概念,其中之一,便是“多基因指数(Polygenic Index)。

说起来,这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政治正确的考量,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免讨论基因时预设价值判断。此前广泛的说法,叫“多基因评分”(Polygenic Score)——从字面上也更容易理解,比如,“身高多基因评分”低的人,就很难长成姚明。

“多”字,则提醒我们注意遗传学近十年来的一个共识:遗传表征不可归结到某个特定的、单一的基因上,而是与千上万个基因的变异有联系。举例来说,即便是身高这样高遗传率(80%由先天决定)的表征,决定它的也并非某个“巨人基因”,相关基因至少有10万个。

总之,从社会群体层面来看,多基因指数呈现抛物线式的分布规律。自低评分起、到高评分落,越靠近两个极端的人数越少。

多基因指数呈现“高尔顿板”式的正态分布

哈登很喜欢举NBA身高之霸(2米29),球员肖恩·布拉德利的例子。肖恩的增高遗传变异数量,高过普通人4.2个标准差,比全世界99.999%的人高。他落在了抛物线稀稀落落的最右极里。

NBA球星肖恩·布拉德利

即便我们不去否认肖恩的篮球技术抑或勤奋努力,如此惊人的身高,无疑对他那2700万美元的优渥资产有着重要贡献。

而在基因抽彩环节中,肖恩可谓连续中奖:

首先,他恰巧投胎到一对高个子的双亲家庭,父亲2.03米,母亲1.83米;

其次,即便有父母遗传的加持,也未必能保证后代一定高。很多亲兄弟姐妹之间,身高差异大的也很普遍。例如哈登自己便遗传了高个子基因,而她亲弟弟的身高则低于美国平均值。

肖恩的奇特之处在于,令他拔高的基因比普通人多,而有变矮风险的基因又比一般人少——据遗传学家估计,产生肖恩这种基因组合的概率接近于零,即便在“巨人”群体中,概率也仅为10%~30%。

如果我们讨论的不是身高这样遗传率较高的表征,抽彩的不确定性就更大了。要知道,任何一对父母基因型(genotype)的组合数量,都多达70万亿个——这还是不考虑基因突变的情况。

因而,把一个孩子所遗传到的表征称作抽彩,真是毫不夸张。无数的组合在冥冥中影响了孩子的人生,这不是运气又是什么?

正如哈登所说:“运气不仅仅是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外部事物。它也被‘缝’在我们体内。任何一对父母可能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是70万亿种,而父母的每一个基因组,又是他们父母的DNA所有可能组合中的70万亿分之一,以此类推到人类历史的最早期。”


二、基因彩票给幸运儿大开“外挂”

遗传影响身体特征很好理解,但基因对于孩子能否在学校取得成功,真的也有影响么?

面对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在感性上会觉得很不舒服。不论是西方人崇尚的“白手起家”,还是东方人常说的“天道酬勤”,都强调奋斗而非先天的价值;

同时,人们在理性上也会怀疑:教育是如此复杂,受环境之影响千变万化,岂能与身高、血型、瞳孔颜色等肤浅的表征相提并论?

哈登表示,一点没错,孩子的教育结果受很多因素影响,其中关联确实很难捕捉。

比如在一项家庭研究中,为了更好地排除噪音,超过160个科学家团队来了场头脑风暴,试图罗列出所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变量。

结果令人震惊。每一个科学家团队,都提供了关于孩子及其家庭超过1.2万个的变量。

可尽管困难重重,科学家们仍通过各种方式捕捉到基因的影响。

01

关联是微乎其微,还是很大?

首先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

人的基因那么多,但有一些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最常被分析的个别元素(SNP)。科研团队就把它们,跟人的可测量特征关联起来。

前几年,有研究小组通过超110万人的样本量,捕捉到1271个与受教育程度有显著关联的SNP。

所谓关联,可以用R⊃2;值(关系强度)来表示。从受教育程度GWAS中创建的多基因指数,通常能捕捉到教育结果中10%~15%的差异。

10%~15%的R⊃2;值,看上去不多,但也绝非微不足道,不信,我们对比另一些关系强度:

男性比女性的体重通常更重,关系强度(R⊃2;)为12%;

海拔高的地方通常更冷,关系强度(R⊃2;)为7%;

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从大学毕业,关系强度(R⊃2;)为11%……

基因的R⊃2;值,已经可以跟家庭经济状况因素打擂台了!

哈登进一步提醒我们,正如经济优势是影响教育结果的结构性力量——在教育轨迹的每个节点上,富裕家庭都可以动用“钞能力”,使得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成果——DNA也是如此。即便是一个不算大的R⊃2;值,经过一次又一次优势的重复,小的影响也会慢慢积累到大。

更何况,在另一种研究方式里,基因影响教育的程度显得更大,这就是双生子研究。

双生子,简单来讲就是同卵和异卵双胞胎。调查双生子的好处显而易见:最大程度地控制了变量(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至少有1.2万个)。

双生子研究出的R⊃2;值是多少呢?高达40%!

两种研究方法的估值为何存在如此不同,学界尚无定论,并因此留下被称作“missing heritability”(遗传率缺失)的问题。但无论如何,DNA差异会导致教育水平的不同,已是无可辩驳。

02

有哪些先天教育“外挂”?

假如孩子的教育多基因指数,幸运地落在抛物线的右极,他会获得哪些“超能力”呢?

外挂一,智力/认知能力

智力?没错,不过哈登的表述为“综合执行能力”,在内涵上更丰富一些,包括多种重要的认知能力:

孩子更善于调节自己的注意力;更善于从一种规则切换到另一种规则;能很好地实时更新信息,并擅长在工作记忆中只保存少量的信息。

“综合执行能力”与学生考试成绩的相关性,高达40%~50%,可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哈登对数百名8~15岁的双胞胎测试后发现,“综合执行能力的遗传率,与眼睛的颜色或身高的遗传率相当。”

外挂二,社会情感技能/非认知技能

不止如此,遗传效应也涉及非认知技能,或称社会情感技能。

部分励志作家热衷于宣扬:对孩子成功非常重要的性格优势,并非运气或基因的结果;孩子真正的天赋,是勤奋地练习……等等。然而,多条研究路线显示,在理解遗传如何影响与不平等相关的特征时,非认知技能并非一张“免罪金牌”,它也受到遗传的影响。

被捕捉到的社会情感特质包括:

坚毅:追求远期目标的激情和毅力;

成长型思维模式:相信智力是可塑的;

求知欲:愿意思考难题或新问题;

掌握取向:为了学习而学习的动力;

自我概念:相信自己很聪明、有学习能力;

测试动机:在测试中努力。

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后天达成的认知能力,其实也能被遗传。

当智商、情商、学商……各种能想到的“商”的密码,早已暗藏在DNA之中,我们所说的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基因并无“优劣”之分,

环境更为重要

讲了这么多基因带来的先天性不平等,显得哈登教授像个种族主义者似的(她确实被一些人这样误解)。但作为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作者)的铁粉,她当然不会是“优生学”的拥趸。

哈登反复呼吁的,是社会一定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基因。既别做基因盲,故意忽略一切先天因素;也别太神话基因、搞尊卑那一套。

首先我们要明白,所谓好与坏、优与劣,实则都是社会预设的种种框架。

凭什么高个子才是“好的”?无非是社会的经济、文化各层面,普遍对高个子有偏向,所谓颜值、体型等亦如是。可是换个社会环境如何?比如电影里的“霍比特人”国度,倒又以高为极不便利了。

哈登批评现代社会的评价机制太简单粗暴,将人的内在价值,与特定能力(例如教育成就)挂钩,并由此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然而,人的内在价值没有优劣之分,大自然创造的每一种基因组合,都有各自的作用。

例如,一些军队专门聘自闭症青少年,去从事卫星图像扫描,因为他们对视觉细节和图案的灵敏度和专注度远超常人。

Harden强调,“人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顽固地不愿以一种允许他们参与的方式来安排。”

何况,研究发现,很多看似“优势”的遗传变异不见得一定是好事——与非认知技能相关的SNP,被证明与若干精神疾病存在关联,包含精神分裂症、双向障碍、神经性厌食症、强迫症等等;

又或者,某些“优势”的基因一旦多复制或少复制了一个,就会转而成为身体里的隐形炸弹。(故而哈登指出,通过基因编辑来提高儿童的智商,在科学上不仅是不可行的,也是荒谬的。)

其次,先不说有没有必要拉着99.9%的普通人,和那0.1%的“天选之子”死磕——如果把基因的重要性放到整个大环境中谈,只能说还是太“嫩”了点:

01

环境决定教育的下限

如果说基因彩票产生了一些天才(姑且称为教育的上限),决定教育下限的,一定是环境。

哈登讲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冷战期间,爱沙尼亚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自由选择,大学学位也不怎么受到重视,整体的教育环境“压抑匮乏”。

猜猜怎么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基因彩票差不多失灵了,即便是那些幸运儿,也更多地泯然众人矣。

再比如,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教育多基因指数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很微弱——理由很简单,以前的环境压根不鼓励女性接受教育。

正如哈登指出:“可遗传的表型,对社会变革(环境)是没有免疫力的。”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教育环境变得更好,而不是“向下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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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决定不了孩子人生的底色

哈登把基因比作食谱,而多基因就像是一个庞大的食谱集。

但是孩子的人生是什么呢?是一整座餐厅。不光是饭菜好不好吃、做得漂不漂亮;餐厅内的装潢、服务态度、座位的布置乃至播放的背景音乐……都会影响到它在“大众点评”上的评分。评分高的餐厅,绝不只是因为食谱高超。

这个比喻很生动地说明,基因做不了“算命先生”,也决定不了孩子人生的底色。

即便没有遗传到所谓的“优势”基因,当然也不意味着孩子失去了未来。身高没有优势的,未必做不了作家;理科没有天赋的,未必做不了画家;学说话比别人慢的,未必做不了诗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张笑宇评价:“好的理想社会,是发掘每一个人的每一种可能性,而不是让那些在基因上赢了的人赢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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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也是一种结构性力量

我们之前提到,基因和财富一样,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会在不断累积中显现作用。那环境又何尝不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基因起作用的,未必不是环境在暗中影响。

比如,基因抽彩的幸运儿在幼年时期,可能比同龄孩子更早、更多地说话,一开始只是牙牙学语,很快越来越有模有样;但是注意,这样的孩子往往也得到了父母更多的互动,亦即家庭为他创造了一个不断刺激的外部环境;到了学校和社会上,环境和资源向他的倾斜,也会进一步放大他的优势。

这是不是反过来提醒我们,大部分普通的孩子,才更缺乏这样结构性的环境推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普娃到了具有良好支持的教育环境中,照样全面开花。环境中的脚手架,或者说脚手架搭建起来的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关键。


四、面对基因:谦逊与正视

对于如何使用遗传信息来帮助“手气不佳”的人,哈登并未给出操作手册般具体的指导意见。不过,她提出的对基因应有的态度,颇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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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幸运误认作有德

有的孩子天生更聪明,也更努力,甚至性格更好、更坚毅。但在哈登看来,这些幸运儿“在本质上并不更优秀,也并不因此就是更好的人”。

她认同约翰·罗尔斯的观点,认为天赋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的共同财产,并对西方主流的优绩主义观念做出批评。

哈登认为,建立一个更有同情心的社会,意味着高学历的、在社会中占优势的人们(包括她本人),应该提醒自己“运气”是多么重要,“为自己的好运心存感激,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而非沾沾自喜。

有人会反驳,为什么人一定需要有同情心?不是所有人都买道德的账。

哈登举出罗尔斯著名的思想实验“无知之幕”:

既然基因是一种抽彩,每个人的结果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幕布拉开后,才知晓自己(或后代)幸运几何——如果没有公正的机制作保障,社会岂非人人自危?

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以人类基因99.9%的相似度,作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经验依据,但仔细想想,这个逻辑的出发点便是错的,平等不是实然问题,而是应然问题,不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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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回避遗传差异

哈登强调,基因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闭上眼睛回避遗传差异,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最有效的补救措施,促成更公正的社会。

比如,当一个人的近视是遗传因素造成的,那么这种视力缺陷就是“不应得的”,而补救的方法便是为他提供眼镜。

然而,政策和舆论界的辩论,并没有触及如何使用基因数据改进政策,仍反复无谓地争论要不要考虑遗传因素。

后果之一便是,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刻意将基因数据排除在外,轻则会夸大其他因素的影响,重则会将问题的症结归结到无关的事情上。

比如哈登的故乡得克萨斯州,对于“青少年性行为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直接绕过了有关基因的合理假说。哈登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说,基因对青少年的性行为和心理健康没有关联?如果缺失了这个变量,研究有多少参考价值?

与之而来的后果之二,是哈登观察到,很多有关教育的干预措施缺乏成效。哈登的同事,干预研究专家大卫·耶格尔说道:“几乎所有过去的高中项目,包括辅导项目、学校重新设计等,都没有显示出对客观结果的明显改善。”

哈登直呼,基因盲和优生主义者同样可怕。对基因数据的漠视,不仅使得社会科学多走弯路、浪费资源精力,且使得一些貌似善意但实则无效的干预政策大行其道。

总之,哈登认为,教育公平不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而是给那些最有可能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孩子——无论他们是由于家境还是基因抽彩的偶然性——提供针对性的强化支持,使他们的学习尽可能达到更有优势的同龄人,更容易达到的水平。

“我女儿的学前班教室有一张彩色招贴画,写着‘公平不是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东西,公平是每个人都得到他为了成功而需要的东西’。这是5岁孩子也能理解的公平概念。”

如果说DNA是一部生命之书,每一个孩子都是孤本,每一本书都可以写得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