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震惊全球！引发巨大争议，并入狱三年！

2018年11月，贺建奎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公布了基因编辑婴儿的流程。

2022年4月，因非法行医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主导者贺建奎出狱。半年后，他高调宣布自己启动新的事业，在北京大兴建立实验室，主要从事罕见遗传病的基因治疗科学研究。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已经过去四年多，但它在科学界引发了爆炸性的伦理争议。在《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一书中，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详细回顾了2018年11月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前后的贺建奎和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当时科学界的争论意见。

我们未来是否会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来编辑人类的生殖细胞？如果使用，将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从何时开始？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相关体细胞临床试验如火如荼的进行，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探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将于2023年3月6日-8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届时，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政策问题将得到进一步讨论。

狂热企业家

贺建奎生于 1984 年，是一对贫困稻农夫妇的孩子，在中国中东部的湖南省新化县长大，其所在农村地区是当地最为贫困的村子之一。在贺建奎童年时期，新化县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 100 美元。其父母无力给他购买课本。因此，贺建奎会走到村里的一家书店，在书店看书。贺建奎回忆道：“我在一个小农家庭长大。夏天，我每天都要清理腿上的蚂蟥。我永远不会不穿靴子。”

童年经历使贺建奎强烈地渴望功成名就。因此，他十分关注自己所在学校的海报和横幅的宣传内容，相信自己应致力于推动科学进步。最终，贺建奎的确推动了科学进步，但是与实现伟大科学进步相比，其动力源自强烈的欲望。

贺建奎相信，科学是一个有情怀的追求。在这一信念的推动下，年轻的贺建奎在家里建起了一间基础物理学实验室。在实验室里，他持续不断地开展实验。他在学校成绩优异，之后他进入距离新化县 925 千米的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物理学。

贺建奎曾向美国的 4 所研究生院校发出申请，只有位于休斯敦的莱斯大学接受了他的申请。之后他跟随迈克尔·迪姆教授学习。迪姆教授是一位基因工程师，后来成为伦理学调查的对象。贺建奎在使用计算机、创建生物系统模拟方面表现出色。迪姆说：“建奎是一位承担了高强度工作的学生。在莱斯大学，他表现出色。我相信，他在职业生涯中会取得很高的成就。”

贺建奎和迪姆创建了一个数学模型，用于预测每年会出现的流感病毒的毒株。2010 年 9 月，两人以 CRISPR 为主题，共同撰写了一篇平淡无奇的论文，论证了与病毒 DNA 匹配的间隔序列如何形成。贺建奎备受欢迎，喜爱交际，友好合群，他努力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进而当选莱斯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同时成为一名热情洋溢的足球运动员。贺建奎告诉莱斯大学杂志：“莱斯大学是一个让你真正享受研究生生活的地方。在实验室之外，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莱斯大学拥有 6 个足球场！这太棒了。”

虽然贺建奎取得了自己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但随后他认定，未来属于生物学。迪姆允许贺建奎参加美国全国各项会议，将其引荐给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师斯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奎克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实验室，贺建奎因而成为奎克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在实验室同学的印象中，贺建奎为人风趣，充满活力，对企业家精神怀有美国得州式的强烈热情。

奎克当时已创立公司，实现了自己开发基因测序技术的商业化，但是该公司开始慢慢走向破产。贺建奎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实现该技术的商业化，因此他决定在中国成立一家公司。奎克对此极感兴趣，并兴高采烈地告诉自己的一名合作伙伴：“在中国成立公司，将有可能使公司涅槃重生。”

中国渴望培养生物技术企业家。深圳是一座与香港交界、拥有约 2000 万人口的繁荣城市。2011 年，深圳创建了一所创新型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在南方科技大学网站上申请了一个空缺职位，并最终获得学校聘用，成为该校一名生物学教授。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自己将创建“贺建奎和迈克尔·迪姆联合实验室”。

此前，中国官方已明确，基因工程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此，中国启动了一系列高科技人才引进计划，以此鼓励企业家并吸引在海外学习的研究人员回国。贺建奎从深圳市政府的“孔雀计划”中受益。

2012 年 7 月，贺建奎以奎克的技术为基础，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制造基因测序机器。当时，深圳的“孔雀计划”首轮为其提供了 156000 美元的资金。贺建奎后来告诉《北京周报》：“为鼓励创业，深圳政府慷慨解囊，对风险资本家尤甚，可与硅谷给予的支持媲美，这对我颇具吸引力。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授，而是更愿成为一名研究型企业家。”

在接下来的 6 年，贺建奎的公司收到约 570 万美元的政府资金。2017年，贺建奎的公司制造的基因测序仪上市，其公司市值达到 3.13 亿美元，他持有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贺建奎说：“该设备的开发是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将极大提升基因测序的成本效益、测序速度和测序质量。”在一篇描述基因组测序机器的使用的文章中，贺建奎称，测序结果“呈现出可与因美纳（Illmina）的产品媲美的性能表现”。因美纳是一家在 DNA 测序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公司。

贺建奎以其随和的性格与对名望的渴望，在中国科学界崭露头角。当时，中国的媒体非常愿意采访各领域的创新者。2017 年晚些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系列片，介绍中国的年轻科学企业家。在一段鼓舞人心的音乐中，贺建奎出现在片中，介绍自己公司的基因测序仪。旁白说，与美国的同类机器相比，贺建奎的公司生产的机器效果更好、速度更快。贺建奎面带微笑，对着镜头说：“有人说我们掀起了全球测序界的震动。没错！就是我做的！”

贺建奎最初使用其基因测序技术，诊断了早期人类胚胎中的基因疾病。但是，在 2018 年年初，他不仅开始探讨解读人类基因组的可能，还讨论是否可以对其进行编辑。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数十亿年来，生命按达尔文进化论演进：DNA 随机突变、选择和繁殖。今天，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编辑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工具，以控制进化。”贺建奎说，自己的目标是花费 100 美元，为一个人类基因组测序，随后修复发现的任何问题。“一旦弄清基因序列，我们就可以使用 CRISPR-Cas9 嵌入、编辑或删除表达具体特征的相关基因。通过修正疾病基因，人类可以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活得更好。”

然而，贺建奎的确说过，自己反对为实现某些形式的提升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在微信上，他曾发布一条信息：“我支持基因编辑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而用于增强、提高智商等是无益于社会的。”

构建人脉网络

贺建奎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评论均为中文，在西方并未得到许多关注。但是作为一位不加甄别、广交朋友的人脉网络构建人和会议赶场人，贺建奎已经开始在美国科学界建立朋友圈。

2016 年 8 月，贺建奎出席在冷泉港实验室举行的年度会议。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夸耀道：“刚刚结束的冷泉港基因编辑会议是该领域的顶级活动。张锋和珍妮弗·杜德纳及其他领军人物出席了此次会议！”该条博客配有贺建奎与杜德纳的自拍照，当时两人正坐在会议礼堂中。

几个月后，贺建奎于 2017 年 1 月向杜德纳发出一封电子邮件。与向其他顶级 CRISPR 研究人员所提请求一样，贺建奎请求，在下次自己到美国期间与她见面。贺建奎写道：“我正在中国进行技术研究，以求提高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杜德纳收到邮件时，正帮助组织一场以“基因编辑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小型研讨会。自杜德纳组织纳帕会议以来，已过去两年。邓普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支持重大伦理道德问题研究，为一系列有关 CRISPR 的讨论提供资金。杜德纳邀请了 20 名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参加位于伯克利的启动研讨会，但是其中几乎没有美国以外的专家。她在给贺建奎的回复中写道：“我们很高兴请你参加会议。”不出所料，贺建奎同样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会议以乔治·丘奇的公开演讲开场。在演讲中，丘奇谈及生殖细胞编辑的潜在益处，包括增强人类能力的益处。他展示了一张幻灯片，列出了会产生有利影响的简单基因突变。其中，当一个名为 CCR5 的基因发生改变时，会降低人们感染导致艾滋病的 HIV 的概率。

贺建奎在其博客中提到了那场非正式会议：“会上，许多尖锐问题引发了激烈讨论，现场充满了火药味。”他对该场国际峰会刚刚发布的基因编辑报告的解读颇为有趣。他将报告称为一盏“人类基因编辑的黄灯”。换言之，根据他的理解，该份报告并未呼吁科学界在当下不要进行可遗传人类胚胎编辑，而是传递了一个可以对其进行谨慎推进的信号。

会议第二天，贺建奎根据安排做了报告。其报告以“人类基因胚胎编辑”为题，平淡无奇，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报告内仅有一个部分引人注意：他对自己编辑 CCR5 基因研究的介绍。丘奇在演讲中对CCR5 基因亦有所提及，认为该基因是未来生殖细胞编辑的一个潜在可选用基因。贺建奎介绍了自己如何在老鼠、猴子及遭生殖诊所丢弃的不能成活的人类胚胎身上编辑该种基因，进而产生了一种可发挥 HIV 受体作用的蛋白质。

其他中国研究人员已经通过使用 CRISPR 编辑不能成活的人类胚胎的 CCR5 基因，引发了国际范围的道德伦理讨论。因此，会上没有人留心贺建奎报告中该部分的内容。杜德纳说：“我对贺建奎的报告没什么印象。我发现他非常渴望与人见面，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他尚未发表重要论文或著述，他似乎没有进行什么重大科学研究。”贺建奎问杜德纳，自己能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她的实验室。杜德纳对这一大胆提问感到意外。她说：“听到他的请求时，我转移了话题。我完全不感兴趣。”会上，杜德纳和其他参会者发现，对于与对胚胎进行可遗传编辑相关的道德问题，贺建奎似乎并不感兴趣。

贺建奎持续建立人脉网络，不断参加会议，于 2017 年 7 月回到冷泉港参加 CRISPR 年会。当时他身穿条纹衬衫，深色头发上抹有发胶，显得精神饱满。他做的报告几乎和在当年早些时候在伯克利做的一样，再次引人哈欠连天、无奈耸肩。在报告最后，贺建奎用一张幻灯片展示了一篇《纽约时报》关于杰西·格尔辛格的报道，这位年轻人在接受基因疗法治疗后死亡。贺建奎以一句劝诫性的话总结道：“一个病例的失败可能会扼杀整个领域。”报告最后有三个流于形式的问题。没人觉得贺建奎的实验实现了科学突破。

编辑婴儿

在这一于 2017 年 7 月冷泉港所做报告中，贺建奎介绍了在遭到抛弃、无法成活的人类胚胎中编辑 CCR5 基因的情况。他并未提及，自己已经制订计划，以产出基因编辑婴儿为目的，编辑可成活人类胚胎的基因。换言之，就是进行可遗传的生殖细胞编辑。4 个月前，贺建奎向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提交了一份医学伦理审查申请。他写道：“本研究拟采用 CRISPR-Cas9 技术对胚胎进行编辑，将胚胎植入女性体内，孕育生命。”他的目标是，让几对患有艾滋病的夫妇生儿育女，让其子女及子孙后代均受到保护，不会感染 HIV。

由于已经存在预防艾滋病的简单方法，如精子筛选法、形成健康胚胎后进行移植，贺建奎的做法并不具有医学必要性。同时，该做法也无法修正一个显而易见的基因疾病。CCR5 的产生通常具有多种目的，包括促进预防西尼罗病毒。因此，贺建奎的计划并未达到多个国际会议所达成的指导方针的要求。

但是，该计划为贺建奎提供了实现重大历史性突破的可能。至少， 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在申请中，贺建奎写道：“这将是一个伟大的科学与医学成就。”在申请中，他将该项计划与“2010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体外受精技术”相提并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贺建奎的申请。

在中国，有大约 125 万艾滋病患者，其数量仍在迅速增长。贺建奎与一个总部设在北京的艾滋病倡导组织合作，计划招募 20 对夫妇作为志愿者。在这 20 对夫妇中，丈夫均患有艾滋病，而妻子未患病。有 200余对夫妇对此颇感兴趣。

2017 年 6 月的一个星期六，两对入选夫妇来到贺建奎位于深圳的实验室。在一场通过视频记录的会议中，两对夫妇了解了计划进行的临床试验。实验室工作人员询问两对夫妇是否愿意参与。贺建奎带着四人查看了同意书。同意书上写道：“作为志愿者，你的伴侣确诊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此研究项目可能会帮助你生育具有艾滋病抗性的婴儿。”两对夫妇同意参加。在其他会议中的另外五对夫妇也同意参与试验。所有参加试验的夫妇共提供了 31 个胚胎，其中有 16 个可供贺建奎进行编辑。有 11 个胚胎未能成功植入志愿者体内。到 2018 年晚春时节， 贺建奎成功将双胞胎胚胎植入一位母亲体内，将一个单一胚胎植入另一位母亲体内。

贺建奎的此套流程需要从父亲体内获取精子，通过细胞筛选，筛除艾滋病病毒，然后将精子注入母亲的卵子中。这一流程可能足以保障人体生成的受精卵不会感染艾滋病。但是贺建奎的目标是，保证出生的孩子以后永远不会感染艾滋病。因此，他将靶向 CCR5 基因的 CRISPR- Cas9 注入了受精卵。受精卵可在培养皿中生长 5 天左右，随后发育成体积超过 200 个细胞的早期胚胎。接着，胚胎的 DNA 将接受测序，检查编辑是否有效。

贺建奎的美国密友

2017 年到访美国期间，贺建奎会见了一些美国研究人员，并向他们透露了自己的计划。在这些研究人员中，许多人后来就未能更加努力阻止贺建奎并引发公众关注而表示后悔。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贺建奎向 威廉·赫尔伯特（William Hurlbut）吐露了心声。赫尔伯特是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2017 年 1 月，赫尔伯特与杜德纳共同组织了伯克利会议。赫尔伯特后来告诉《即刻》（STAT）杂志，自己与贺建奎“就科学与伦理学，进行了几次四五个小时的长谈”。赫尔伯特意识 到，贺建奎的意图是进行胚胎编辑并最终让婴儿安全出生。赫尔伯特说：“我尝试让他感受到这件事的现实和道德影响。”但是贺建奎坚持认为，只有“激进群体”才会反对进行生殖细胞编辑。贺建奎问，如果可将此类编 辑用于防止人们患上可怕的疾病，人们为什么会反对？赫尔伯特认为，贺建奎虽然“心怀善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造福大众”，但是也受到了一 种科学文化的鼓动，即“尤为重视争议性研究、名誉、争夺第一”。

贺建奎也向马修·波蒂厄斯（Matthew Porteus）说明了自己的计划。波蒂厄斯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一位卓有成就、德高望重的干细胞研究人员。波蒂厄斯回忆道：“我深感震惊，目瞪口呆。”两人的对话从一场关于科学数据的礼貌交谈，变成了波蒂厄斯对贺建奎半小时的训诫。波蒂厄斯阐述了所有理由，解释为何自己认为贺建奎的想法糟糕透顶。

波蒂厄斯说：“这种做法在医学上并不具有必要性，违背了所有指导方针。你将破坏整个基因工程领域。”波蒂厄斯要求贺建奎告诉自己， 他是否征询了中国政府有关负责人的意见。

贺建奎说没有。

波蒂厄斯怒火中烧，警告贺建奎：“在进一步推进计划之前，你必须和中国政府有关人员谈谈。”

那一刻，贺建奎变得非常安静，红了脸，随后走出了办公室。波蒂厄斯说：“我认为，他没有预料到会得到这样一种负面反应。”

如今回想起来，波蒂厄斯仍对未能采取更多措施感到自责。他说：“我担心，有些人认为我从此事之中成功脱身。我希望那次我们在我办公室时，我坚持要求联合向中国政府各有关负责人发送电子邮件。”但是贺建奎不太可能允许波蒂厄斯将计划告诉其他人。波蒂厄斯说：“贺 建奎认为，如果他提前告诉别人，他们会设法阻止他，而一旦他成功使 首批 CRISPR 婴儿来到人世，每个人都会将其视为一项巨大成就。”

贺建奎还向斯蒂芬·奎克吐露了心声。奎克是斯坦福大学基因测序方面的企业家，曾是贺建奎博士后导师，帮助贺建奎使用奎克的技术在深圳成立了公司。早在 2016 年，贺建奎就告诉奎克，自己想成为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第一人。奎克告诉贺建奎，那是“一个糟糕的想法”，但是当贺建奎坚持自己的观点时，奎克建议，他应在获得相关批准后再推进。后来，《纽约时报》的健康作家帕姆·贝拉克（Pam Belluck）报道称，贺建奎通过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奎克：“我会接受你的意见，我们将先获得当地伦理道德相关许可，再进行首个基因编辑人类婴儿的相关工作。请予以保密。”

2018 年 4 月，贺建奎在发给奎克的邮件中写道：“好消息！含经编辑的 CCR5 基因的胚胎于 10 天前植入女性志愿者体内。今天已经确认怀孕！”

奎克回复道：“哇，真是了不起的成就！希望孩子能如期降生。”

经调查，斯坦福大学确认奎克、赫尔伯特和波蒂厄斯并无过错。斯坦福大学发布声明：“经查发现，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就贺博士的研究表达了高度担忧。当贺博士无视其建议，继续开展研究时，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敦促了贺博士遵循正确的科学惯例。”

在推动贺建奎行动的美国研究人员中，参与程度最高、受影响最深的当数贺建奎在莱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迈克尔·迪姆。人们在影像记录中捕捉到一个场景，在贺建奎首次同夫妻志愿者会面期间，迪姆坐在桌子旁，志愿者夫妇满怀期待，听取关于对自己胎儿进行基因编辑的建议。后来，贺建奎公开表示：“这对夫妇充分听取了相关信息，表示同意参加试验。这位美国教授旁观了整个过程。”贺建奎在中国的团队的一名成员告诉《即刻》杂志，迪姆通过翻译，与志愿者夫妇进行了交谈。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迪姆承认会面期间自己身在中国。迪姆说：“我与志愿者夫妇见了面。我之所以在那里，是为了使他们充分了解情况，同意参与研究。”迪姆也替贺建奎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但是，迪姆随后聘请了两位休斯敦律师。即使视频记录显示迪姆就坐在现场，但是两位律师发布了一份声明，称迪姆并未参与这一知情同意过程。两位律师还称：“迪姆并不进行人类研究，也未在这一项目中进行人类研究。”事实表明，迪姆是贺建奎就人类基因编辑实验所撰写论文的共同作者。这一事实被揭露后，律师的说法似乎有悖实情。虽然莱斯大学表示，学校会启动一项调查，但是两年后，学校仍未公布调查结果。到2020 年年末，莱斯大学虽然将迪姆的信息页面从学校网站教职工板块移除，但是依然拒绝提供任何解释。

贺建奎的公关活动

随着 2018 年年中中国志愿者妊娠的持续进行，贺建奎知道，自己公布的消息将会带来惊天动地的影响。他希望对其加以利用。毕竟，其实验目的不仅仅是防止两个孩子感染艾滋病，未来获得名誉也是一个动力。因此，他聘请了瑞安·费雷尔（Ryan Ferrell）。费雷尔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美国公共关系执行人员。此前，费雷尔还在为另一个项目开展工作。他发现，贺建奎的计划令人兴奋不已，便离开了自己的机构，临时搬到了深圳。

费雷尔策划了一场多媒体发布活动，内容包括让贺建奎为期刊撰写一篇关于基因编辑伦理道德的文章、与美联社合作发布关于制造CRISPR 婴儿的独家报道，并录制 5 段视频，发布在贺建奎的网站和优兔（YouTube）上。此外，贺建奎会与莱斯大学的迈克尔·迪姆合作， 共同撰写一篇科学类文章，并设法发表在《自然》等知名期刊上。

贺建奎和费雷尔将伦理论述的题目定为《治疗辅助生殖技术的拟定伦理道德原则》。两人计划将该论述提交至新刊物《CRISPR 期刊》。该期刊由 CRISPR 先锋鲁道夫·巴兰古和科学记者凯文·戴维斯担任编辑。在草稿中，贺建奎列出了 5 项原则，在决定是否编辑人类胚胎时予以遵守：

对有需要家庭的悲悯之心：对于一些家庭，早期基因手术可能是治疗可遗传疾病、避免儿童终身遭受痛苦的唯一方法……

有所为，更有所不为：基因手术是一个严肃的医学程序，永远不得将其用于提升外貌、增强能力、选择性别……

尊重儿童自主权：生命不只包括我们的身体……

生活需要奋斗：我们的 DNA 不会预先决定我们的使命或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我们通过艰苦奋斗、补充营养、获得亲人和社会的支持来绽放光彩……

促进普惠的健康权：健康不应由财富决定。

贺建奎并未遵从美国国家科学院设立的指导方针，而是建立了一个框架。至少在贺建奎看来，这一框架会使自己使用 CRISPR 移除艾滋病病毒受体基因的做法变得正当合理。他正按照之前西方哲学家所提出的道德原则行事，其中有些原则颇为令人信服。例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艾伦·布坎南曾担任里根总统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哲学专家，是受克林顿总统直接管理的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咨询委员会成员，也是知名的黑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的成员。在贺建奎做出编辑人类胚胎的 CCR5 基因这一决定的 7 年前，布坎南就在其颇具影响力的作品《超越人类》（Better than Human）中支持这一观念：

假如我们知道，已存在某种或某些有利基因，而且该类基因只有少数人拥有。可提供某类艾滋病病毒抗性的基因就属于该类基因。如果我们依靠“自然智慧”或“顺其自然”，这一有益基因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全人类中传递……假如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极大地加快此类有益基因的传递速度，通过将基因注入睾丸，或利用体外受精，将基因注入大量人类胚胎等更激进的方法，实现这一基因传递，那么我们无须牺牲生命，就能受益匪浅。

持类似观点的不止布坎南一人。贺建奎进行临床试验期间，不仅是雄心勃勃的科学研究人员，还有许多严肃的伦理思想家曾以使用 CCR5 基因为具体例子，公开表示，可以允许，甚至支持使用基因编辑治愈或预防疾病。

费雷尔向美联社的一个团队提供了贺建奎的独家采访权。该团队成员包括玛丽莲·马尔乔内（Marilynn Marchione）、克里斯蒂娜·拉尔森（Christina Larson）和艾米莉·王（Emily Wang）。团队成员甚至获得了许可，在贺建奎的实验室拍摄接受 CRISPR 注射、无法成活的人类胚胎。

在费雷尔的指导下，贺建奎也准备了几段视频。在视频中，贺建奎在自己的实验室内直接面对摄像头发言。在第一段视频中，贺建奎简单概述了自己的五大道德原则。他说：“如果我们可以保护一个小女孩儿或小男孩儿不会患有某种疾病，如果我们能帮助更多相亲相爱的夫妻建立家庭， 那么基因手术是一个有益人类健康的新生事物。”贺建奎还介绍了治愈疾病和实现强化的区别。他说：“基因手术应仅用于治疗严重疾病。我们不应使用基因手术提高智商、提升运动表现或改变肤色。这不是爱。”

在第二段视频中，贺建奎解释了自己为何认为，“如果自然给予我们相关工具，父母却不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子女，是不人道的行为”。第三段视频解释了贺建奎为何选择 HIV 作为自己的首个目标。第四段视频使用中文录制，视频对象为贺建奎的一位博士后学生。在视频中，这位学生解释了实现 CRISPR 编辑的科学细节。在宣布两个婴儿安全降生后，他们才制作了第五段视频。

基因编辑婴儿降生

公关活动和优兔视频计划于 1 月发布。届时，接受基因编辑的婴儿将来到人世。但是，2018 年11 月初的一个晚上，贺建奎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有位母亲已经提前分娩。贺建奎立刻带着几名自己实验室的学生，赶到深圳机场，到达这位母亲所在的城市。这位母亲最终通过剖宫产，生下了两个看上去非常健康的女儿，一个叫娜娜，另一个叫露露。

由于婴儿提早降生，贺建奎尚未向中国有关部门提交自己临床试验的正式记录。11 月 8 日，在这对双胞胎诞生之后，他终于提交了实验记录。记录用中文写成，因此在两周时间里，西方国家一直未能对此份报告予以关注。

贺建奎还完成了此前一直在编写的学术性文章。文章题为《经基因组编辑后获得艾滋病抵抗力双胞胎的诞生》。他将该篇文章提交至知名期刊《自然》杂志。虽然论文从未发表，但是论文手稿提供了他所用技术的细节，让我们得以窥见他的心态。他将一份手稿复印件发给了几位美国学者，其中一位将一份复印件发给了我。贺建奎写道：“胚胎阶段的基因编辑颇具潜力，能永久治愈疾病，形成对致病性感染的永久抵抗力。我们在此报告，经人类基因编辑的婴儿首次诞生：她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人在胚胎阶段接受了 CCR5 基因编辑，并于2018 年 11 月诞生。两个婴儿一切正常，身体健康。”在文章中，贺建奎就自己所作所为的伦理道德价值予以辩护。他说：“数百万家庭正在努力，生下健康、无遗传疾病或无获得性危及生命疾病的婴儿。我们预计，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将为这些家庭带来新希望。”

在贺建奎未发表的论文中，埋藏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信息。在露露身上，两条相关染色体中只有一条得到正确改造。贺建奎承认：“我们确认，娜娜的 CCR5 基因编辑成功了，两个等位基因实现了移码突变。而露露的等位基因中只有一个实现了移码突变。”换言之，露露的两条染色体上的基因有所不同，这意味着露露体内仍将产生一些CCR5 蛋白质。

此外，有证据表明，人们不希望出现的一些脱靶编辑问题出现了，而且两个胚胎为嵌合体。这表明，在完成 CRISPR 基因编辑前，就出现了细胞分裂，分裂数量导致婴儿体内所产生的部分细胞未得到编辑。贺建奎后来说，尽管如此，孩子的父母依然选择将两个胚胎植入母亲体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兰·穆桑奴鲁（Kiran Musunuru）后来评论道：“从表面上看，侵入生命密码的首次尝试的目的在于改善人类婴儿的健康，而实际上，这是鲁莽之举。”

爆出消息

两个婴儿出生后的头几天，贺建奎和其宣传代理人费雷尔设法在 1 月内避免消息外传。两人希望，届时，《自然》杂志能刊登他们的学术论文。但是，该消息颇具爆炸性，无法保证密不透风。就在贺建奎按照计划抵达在中国香港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前，其CRISPR 婴儿的消息泄露了。

安东尼奥·雷加拉多是《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的记者，他能将科学知识与追逐新闻的记者的直觉结合。10 月，雷加拉多身在中国，恰好受邀与贺建奎和费雷尔参加一场会议。当时，两人正制订公布消息的计划。虽然贺建奎并未透露自己的秘密，但是贺建奎的确就 CCR5 基因进行了讨论。雷加拉多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他当时就怀疑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通过网络搜索，雷加拉多发现，贺建奎此前向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提交了申请。雷加拉多的报道于 11 月 25 日在网上发表，标题为《独家报道——中国科学家正在创造 CRISPR 婴儿》。

随着雷加拉多的报道发布于网络，马尔乔内和其同事发布了一篇中规中矩的文章，对有关细节给予了说明。文章开篇就点明了当时情况的戏剧性：“一名中国研究人员称，自己创造出世界首对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双胞胎女孩儿于本月诞生。这名研究人员说，自己使用了一种能改变生命蓝图的强大新型工具，改变了两个女孩儿的基因。”

突然之间，一位雄心勃勃、想要创造历史的科学家抢得先机，使伦理学家就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进行的所有讨论黯然失色。正如首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的降生及绵羊多莉被克隆成功一样，在该事件的影响下，世界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那天晚上，贺建奎在优兔上发布了他之前制作的最后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他做出了重大声明。面对镜头，贺建奎平静而自豪地说：

几周前，伴随着阵阵啼哭，名叫露露和娜娜的两个漂亮的中国女婴来到这个世界。她们和其他婴儿一样健康。现在，孩子们与妈妈格蕾丝和爸爸马克一同在家。格蕾丝通过试管授精怀孕。但与传统试管授精相比，其中有一个不同。我们将马克的精子送入格蕾丝的卵子后，便立刻将一小部分蛋白质注入卵子中，指示蛋白质进行基因手术。在露露和娜娜还是一个单细胞时，这一手术便移除了可让 HIV 进入、感染她们的门户……马克看到自己的女儿们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做父亲。现在，马克找到了生活和前进的理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马克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作为两个女孩儿的父亲，我想象不到，对于社会而言，还有什么比为另一对夫妇创建一个爱意满满的家庭更为美好、更为有益的事。

11 月 23 日，贺建奎的新闻爆出前两天， 杜德纳收到了贺建奎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主题颇具戏剧性：“婴儿诞生”。

杜德纳起初感到困惑，随后深受震撼， 之后便陷入惊恐和焦虑。她说：“最开始，我以为这是假消息，或者是他已经失去理智。使用‘婴儿诞生’这种主题的想法似乎令人无法相信。”

在邮件中，贺建奎附上了自己之前提交至《自然》杂志的文章的草稿。杜德纳打开附件，了解到情况属实，感到难以置信。她回忆道：“那天是一个星期五，前一天是感恩节。当时我在旧金山，正和家人与老朋友一起在我们的公寓相聚。我收到这封邮件时，犹如遭遇晴天霹雳。”

杜德纳意识到，鉴于发布的时机，这一消息会变得更具戏剧性。三天后，500 名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将如期抵达中国香港，召开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该场峰会是 2015 年 12 月华盛顿峰会的接续性会议。杜德纳是该场会议的核心组织者之一，大卫·巴尔的摩也是其中一名核心组织者。按照计划，贺建奎将在会上发言。

最初，杜德纳和其他组织者并未将贺建奎放在受邀发言人员名单上。但是几周前，听说贺建奎拥有编辑人类胚胎的梦想时，他们改变了主意。计划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请贺建奎参会将帮助他消除越过生殖细胞的想法。

收到贺建奎令人瞠目结舌、主题为“婴儿诞生”的电子邮件后，杜德纳立刻找到巴尔的摩的手机号码，与他取得联系。当时，巴尔的摩即将启程，乘机前往香港。杜德纳和巴尔的摩达成一致意见，改签杜德纳的航班，让她比计划时间早一天抵达香港，从而使两人能与其他组织者碰面，进而决定将采取何种措施。

11 月 26 日是周一，杜德纳于当天破晓时分抵达香港。她重新打开手机后，看到贺建奎已通过邮件，迫不及待地设法与自己取得联系。杜德纳告诉《科学》杂志的乔恩·科恩（Jon Cohen）：“航班一在机场降落，我就收到贺建奎发送的大量电子邮件。”贺建奎正驾车从深圳前往香港，想要尽快与杜德纳见面。在邮件中，他写道：“我必须马上和你谈谈，情况已经失控。”

杜德纳并未回复贺建奎的邮件，因为她想首先同巴尔的摩及其他组织者会面。她入住参会人员所在的数码港艾美酒店后，一位行李员立刻敲响了杜德纳的房门，带来了贺建奎给她的消息，请她立刻电话联系自己。

杜德纳同意在酒店大堂与贺建奎见面。但是她立刻先在酒店四楼的会议室与部分会议组织者召开了会议。巴尔的摩已经到达会议室。会议室内还坐着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乔治·戴利、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 所的罗宾·罗弗尔-巴基、美国国家医学院的曹文凯（Victor Dzau）及威斯康星大学生物伦理学家阿尔塔·沙罗。在场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人看过贺建奎提交至《自然》杂志的科学论文。因此，杜德纳将贺建奎发给自己的论文复印件分发给了他们进行阅读。曹文凯回忆道：“我们小组立刻展开讨论，确认是否应允许贺建奎留在会议议程之中。”

小组成员迅速决定，贺建奎应继续参会。事实上，他们认为，确保贺建奎不会中途退出至关重要。小组会为贺建奎安排单独环节，请他就创造 CRISPR 婴儿所用科学原理和方法做报告。

15 分钟后，杜德纳下楼前往酒店大堂与贺建奎见面。她邀请了罗宾·罗弗尔- 巴基陪自己一同前往，后者将主持贺建奎参加的会议。三人坐在沙发上。杜德纳和罗弗尔- 巴基告诉贺建奎，他们希望他在报告中详细解释自己是出于什么原因、采用何种方法进行自己的实验的。

贺建奎坚持称，自己想要按照最初制作的幻灯片发言，而不去讨论CRISPR 婴儿。这一做法令杜德纳和罗弗尔-巴基感到费解。罗弗尔-巴基的肤色通常是英式白色，而在听贺建奎讲话的过程中，他的脸几乎变得惨白。杜德纳礼貌地指出，贺建奎的提议荒唐可笑。他引发了今年最具爆炸性的科学争议，绝对不能对自己的实验闭口不谈。杜德纳的这一举动令贺建奎颇感意外。杜德纳回忆道：“我认为他极其天真，极力追逐荣誉。他刻意引发一个爆炸性事件，却希望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两人说服贺建奎与组织委员会部分成员提前吃晚餐，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从酒店大堂出来的杜德纳深感震惊，摇着头，突然遇见了裴端卿。裴端卿是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是一位来自中 国的、在中美都接受过教育的干细胞生物伦理学家。杜德纳问裴端卿：“你听说了吗？”当她告诉裴端卿事情的细节后，裴端卿表示难以置信。裴端卿和杜德纳共同出席过多场会议，包括 2015 年于华盛顿举行的首次峰会，两人已成为朋友。裴端卿曾反复告诉自己的美国同事，中国有相关规定，禁止进行人类生殖细胞编辑。裴端卿后来告诉我：“我向他们保证，在我们的体系中，一切均得到细致入微的管控，需取得相关许可。因此，此类事情不会发生。”裴端卿同意当晚与组织委员会成员一起，与贺建奎共进晚餐。

晚餐期间的摊牌

晚餐在酒店四楼的一家广东自助餐厅举行。其间，气氛十分紧张。贺建奎来到餐厅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显得颇有戒备，甚至有点儿目中无人。他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展示了自己胚胎实验中的数据和 DNA 序列。罗弗尔-巴基回忆道：“我们越发感到惊恐不安。”他们向贺建奎提出许多问题：在知情同意过程中，有任何监管吗？为什么他认为生殖 细胞胚胎编辑具有医学必要性？他此前是否阅读过国际各医学研究院所实施的指导方针？贺建奎回答道：“我认为，我遵守了所有标准。”他坚持表示，自己所在大学和医院知道自己实验的所有情况，并予以批准， “学校和医院由于现在看到了负面反应，因而对此予以否认，把我晾在一边”。杜德纳回顾了在预防 HIV 感染方面，生殖细胞编辑不具备“医学必要性”的原因。此时，贺建奎变得情绪激动。他说：“珍妮弗，感染 HIV 会给人们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我想要为这些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过上正常生活，帮助他们生儿育女。否则，他们就无法拥有自己 的孩子。”

晚餐变得越发令人担忧。一小时后，贺建奎的情绪由悲伤转为愤怒。他突然起身，将几张钞票摔在桌上。他说，自己曾收到死亡威胁，现在他将前往一家名字未公开的酒店。在那里，媒体找不到他。杜德纳上前追赶贺建奎并说：“我觉得，你出席周三的会议并就你的研究做报告非常重要。你会来吗？”贺建奎犹豫了片刻，然后同意参会，但是他想要获得安全保护。他感到害怕。罗弗尔-巴基承诺，会让香港大学联系警方，为其提供相关保护。

贺建奎目中无人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会以英雄的身份，在中国甚至世界赢得掌声和欢呼。但是，即使是中国的科学家，都开始对贺建奎的做法进行批判，形势迅速发生了改变。

贺建奎离开酒店餐厅后，组织者们并未离开餐桌，而是讨论了处理这一情况的方法。裴端卿看了看自己的智能手机，报告说一组中国科学家已经发布一份声明，谴责贺建奎。他为在场其他人翻译了声明。“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这对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杜德纳询问裴端卿，此份声明是否由中国科学院发布。裴端卿回答不是。但是有超过100 名中国知名科学家在声明上签字，这意味着声明获得了官方认可。

杜德纳和共进晚餐的伙伴们意识到，作为会议组织者，他们同样应该发布一份声明。但是，由于担心可能会激怒贺建奎，致使其取消做报告，他们不想让声明的措辞过于激烈。杜德纳坦言道，说实话，参会人员的动机并不全是为了科学。香港成了世界焦点，如果贺建奎开车返回深圳，结果便会令人失望，他们所有人也将错过一个成为历史性时刻的一部分的机会。杜德纳说：“我们发布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声明，用词温和，同时表现出批评态度。但是，我们希望确保贺建奎出现在会场。”

在杜德纳和同事共进晚餐之际，贺建奎的大规模宣传计划正在展开：优兔视频在网络发布，贺建奎参与的美联社报道被疯狂传播，《CRISPR 期刊》编辑最终在网上发布了贺建奎撰写的伦理文章（但编辑随后又将文章撤回）。杜德纳说：“我们所有人都发现，贺建奎非常年轻，其所具有的特点组合颇为耐人寻味，既狂妄自大，又非常天真。”

贺建奎的报告

2018 年 11 月 28 日周三正午，终于到了贺建奎做报告的时间。主持人罗宾·罗弗尔-巴基走上讲台，神情紧张不安。罗弗尔-巴基不断用手弄乱自己沙黄色的头发，扶着自己的角质架眼镜，看上去如同更具书呆子气的伍迪·艾伦。他看起来很憔悴。后来，他告诉杜德纳，自己一晚没睡。罗弗尔- 巴基读着手中的便笺，请观众保持礼貌，仿佛他担心参会者可能会冲到台上。“请不要打断他的发言。”随后，罗弗尔-巴基挥了挥手，仿佛在擦拭一台机器，然后接着说：“如果过于吵闹，或有太多人打断发言，我有权取消该部分会议。”但是，现场只有几十位站在后方的摄影师按动相机快门的声音。

罗弗尔- 巴基说，已安排贺建奎在关于 CRISPR 婴儿的新闻公之于众前发言。“我们并不知道，几天前相关新闻就已经爆出。实际上，贺建奎把在此次会议中展示的幻灯片发给了我，而其中并不包括他即将介绍的研究内容。”接着，罗弗尔-巴基紧张地环顾了会场，宣布：“如果他能听见我说话，我想请他上台，就其研究做报告。”

起初，没人现身。观众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罗弗尔- 巴基后来回忆道：“我肯定，当时人们在想，贺建奎究竟会不会现身。”罗弗尔-巴基位于台上右侧。随后，一位亚洲年轻人身穿深色西装，从罗弗尔-巴基正后方出现。现场零星有人试探性地鼓起了掌，也有人表现出些许困惑。这位年轻人摆弄着笔记本电脑，打开正确的幻灯片页面，随后调整了麦克风。观众之中有人紧张地笑着，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人是音视频技术人员。罗弗尔-巴基挥动着自己的笔记本说：“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在类似场合，这可怕的 35 秒已十分漫长。会场气氛紧张，鸦雀无声，但没人做出任何举动。最终，一位身材纤细的男子身穿白色条纹衬衫，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棕色公文包，从舞台远处走了出来。在香港多少有些正式的气氛中（罗弗-巴基当时身穿西装），这名男子敞着衣领，没穿外套，也没打领带，显得格格不入。科学编辑凯文·戴维斯后来说：“他看上去更像在香港潮湿的环境下，在大规模国际风暴中心去赶天星小轮的乘客。”罗弗尔-巴基长舒一口气，挥手示意贺建奎走过来。贺建奎走上讲台时，罗弗尔-巴基悄声对他说：“发言时间不要太长，我们需要提问时间。”

随着贺建奎开始发言，记者照相机的快门声和闪光灯便将他淹没，似乎把他吓了一跳。大卫·巴尔的摩站在前排，转向媒体区，严厉斥责 了记者。“相机的快门声太吵了，我们听不见台上的发言。”巴尔的摩说， “因此，我暂时接管了会议，让记者们停止拍照。”

贺建奎羞怯地看了看四周。他面部皮肤光滑，看上去甚至不到 34岁的实际年龄。他说：“我的实验结果意外被泄露，在此次大会上展示之前未能进行同行评议，我必须就此道歉。”随后，他继续发言，似乎没有意识到矛盾之处。他继续“感谢美联社。我们在基因编辑婴儿出生前，花费了数月，确保研究结果报道的准确性”。他几乎不带任何情感，缓缓读着讲话稿，介绍了 HIV 感染、艾滋病导致的死亡与歧视所带来的痛苦与灾难，说明了 CCR5 基因突变如何防止婴儿通过患艾滋病的父母感染艾滋病。

贺建奎展示了幻灯片，讨论了自己的流程。20 分钟后，到了提问时间。罗弗尔-巴基邀请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马修·波蒂厄斯上台， 为提问环节提供帮助。波蒂厄斯与贺建奎彼此认识。罗弗尔-巴基并未就重大问题向贺建奎提问，即贺建奎为何违反国际惯例，在人类胚胎中进行生殖细胞编辑，而是首先提了一个较长的问题，随后又提出一个关于进化历史和 CCR5 基因潜在作用的问题。波蒂厄斯接着提出几个详细问题，关于在贺建奎的临床试验中，有多少对夫妇和多少研究人员参与，使用了多少卵子和胚胎。杜德纳后来说：“台上的讨论并未关注主要问题，我感到非常失望。”

最终，到了观众评论提问环节。巴尔的摩首先起身，直击要害。描述了在进行人类生殖细胞编辑前应遵守的国际指导方针后，巴尔的摩说：“国际指导方针并未得到遵守。”他称，贺建奎的行为“不负责任”，遮遮掩掩，不具备“医学必要性”。哈佛大学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刘如谦第二个发言，就贺建奎为何认为在这一案例中进行胚胎编辑是正当合理的提出疑问。刘如谦说：“你可以使用精子筛选法，产生未受感染的胚胎。对于这些患者而言，有什么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贺建奎和声细语地给予了回答。他说，自己不仅仅在尝试帮助双胞胎姐妹，而且想要找到一个适用于“数百万感染 HIV 儿童”的方法。有朝一日，这些儿童可能需要保护，使自己免于在出生后仍从父母那里感染 HIV。贺建奎说：“我曾在一个艾滋病村，亲身与那里的人接触。在那里，有30%的 村民感染 HIV。由于担心自己将病毒传染给孩子，他们已将孩子交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抚养。”

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指出：“不得在生殖细胞中进行基因组编辑，这是一种共识。你为何越过这道红线？你为何秘密进行（这些流程）？” 罗弗尔-巴基自作主张，对问题进行了转述，仅就秘密进行流程方面提问。贺建奎通过介绍自己如何咨询美国多位研究人员，回避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并未直接回答相关的关键历史性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由一位记者提出：“如果实验对象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还会这么做吗？”贺建奎回答：“在这一情况下，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进行尝试。”随后，贺建奎提起自己的公文包，离开了讲台，被送回深圳。

杜德纳坐在观众席中，开始浑身冒汗。她回忆道：“我既感到紧张不安，又感到恶心反胃。”现在，CRISPR-Cas9 这一由杜德纳与其他研究人员共同发明的令人惊叹的基因编辑工具，在历史上首次被用于创造经过基因设计的人类。安全问题还未得到临床检测，道德问题尚未解决， 对于这是不是科学和人类进步的进化方式，尚未形成社会共识，经基因设计的人类便已经诞生。杜德纳说：“我感到无比失望，对这一技术在此方面的应用感到厌恶。我担心，在此方面使用该技术的竞赛的动力不仅源于医学需要或帮助他人的愿望，也来自对获得关注、争夺第一的渴望。”

杜德纳和其他会议组织者面对的问题在于，自己是否难辞其咎。数年来，他们不断制定标准。不达到此类标准，研究人员就不得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但是，由于缺少对暂停相关研究的明确呼吁，且未制定审批临床试验的清晰流程，制定标准的工作停滞了。贺建奎可以声称自己遵循了这些标准。

“不负责任”

当晚晚些时候，杜德纳前往酒店的酒吧，与几位身心俱疲的组织者同僚坐在一起。巴尔的摩也来到了酒吧。他们点了啤酒。巴尔的摩比其他人都更加相信，科学界自我监管不足。他说：“有一件事非常明确。如果这个人真的做了自己声称的事情，就意味着这实际上并非一件非常难以实现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想法。”他们决定发布一份声明。

杜德纳、巴尔的摩、波蒂厄斯和其他 5 位组织者让酒店安排了一间会议室，开始起草声明。波蒂厄斯回忆道：“我们用了很长时间，逐行 逐字进行检查，讨论每个句子的意义。”与其他人一样，波蒂厄斯想要 对贺建奎的所作所为表达强烈反对，同时避免使用“暂停”一词，又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基因编辑研究进程的行动。波蒂厄斯说：“我发现， ‘暂停’一词并无益处，因为这个词会让你有一种无法逾越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一个吸引人们注意的术语，因为这个词会画出一道具有不可逾 越意味、恰到好处的暗线。但是，仅通过喊停项目从而平息议论，将使我们无法思考如何在正当的情况下对科学加以应用。”

杜德纳举棋不定。她对贺建奎的所作所为感到惊愕。因为使用CRISPR-Cas9 编辑人类基因是一个尚不成熟且毫无必要的医学程序，是哗众取宠之举，会激起人们对所有基因编辑研究的强烈反对。但是她开始相信并希望 CRISPR-Cas9 已自证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造福人类，其中包括有朝一日能通过生殖细胞编辑改善人类生活。在讨论声明草案期间，杜德纳的这一希望成为在场所有人的共识。

因此他们再次决定遵循平衡之道。需要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时，就需存在更为具体的指导方针，但是避免使用可引发全国禁令和研究暂停的措辞也至关重要。杜德纳说：“在会上，我们觉得，该技术已经发展至一个阶段，我们需要提供清晰明确的通道，实现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换言之，杜德纳并未设法阻止进一步使用 CRISPR 制造基因编辑婴儿，而是想要为提升该方面应用的安全性铺平道路。她认为：“不应对现有问题视而不见，暂停研究也并不现实。我们应该说：‘如果想要让基因编辑进入临床阶段，就需要采取这些具体措施。’”

乔治·戴利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他是杜德纳的老友，也是参与讨论审议工作的成员之一。戴利对杜德纳产生了影响。他坚信，有朝一日，可将 CRISPR 用于开展可遗传编辑。当时，哈佛大学正开展研究工作，研究对象为精子生殖细胞编辑。该生殖细胞编辑可能实现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杜德纳说：“乔治十分看好人类胚胎生殖细胞编辑的潜在价值，一直希望保持这一潜力，在未来进行应用。”

因此，杜德纳、巴尔的摩及其他组织者所起草声明的措辞颇具克制性。他们写道：“在本次峰会上，我们听到了一个出人意料、令人深感不安的消息。人类胚胎接受编辑和移植，致使一名女性怀孕，生下一对双胞胎。这一项目极不负责，未遵守国际规范。”但是在声明中，几位组织者并未呼吁联合抵制或暂停相关研究。该声明仅仅说明，当前安全风险过高，“此时”不应批准进行生殖细胞编辑。随后，声明接着强调：“在未来，如果可以消除此类风险，达到诸多额外标准，则可以进行生殖细胞基因组编辑。”编辑生殖细胞不再是一条红线。

乔赛亚·扎耶那庆祝胜利

一年前，生物黑客乔赛亚·扎耶那曾将一段经 CRISPR 编辑的基因注入自己体内。扎耶那观看了贺建奎在香港发表声明的现场直播后兴奋不已，一晚没睡。他躺在床上，因为身边的女朋友已经入睡，所以他用毯子盖着腿，关着灯，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观看了直播。房间里只能看到笔记本电脑屏幕映在他脸上的光。他说：“我就坐在那儿，等待贺建奎登台。我的背椎隐隐作痛，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我知道，即将发生令人兴奋的事情。”

贺建奎介绍自己经CRISPR 编辑的双胞胎时，扎耶那对自己说：“我的天啊！”他认为，贺建奎的实验不仅仅是一项科学成就，也是全人类的一座里程碑。扎耶那高兴地大喊：“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对胚胎进行了基因改造！人类获得了永久性改变！”

扎耶那意识到，现在已没有回头路。这就如同罗杰· 班尼斯特（RogerBannister）在一英里跑中突破四分钟一般。既然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已经出现，这一现象还会再次发生。扎耶那说：“我认为，这是科学界最具开创性的成就之一。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一直无法决定自己应该拥有什么基因，对吗？现在我们做到了。”从个人角度看，这证实了扎耶那对自己使命的想法。他说：“我兴奋了好几天，无法入睡。因为基因编辑婴儿诞生是对我所做事情的原因的肯定，即设法确保人们可以推动人类进步。”

推动人类进步？没错，有些时候，是反叛者推动了人类进步。正如扎耶那所说，他自己平淡的语气和疯狂的实验让我想起曾经的某一天。那天，史蒂夫·乔布斯坐在自家后院，根据自己的记忆，复述着为苹果公司《非同凡想》广告起草的广告词。广告主角不循规蹈矩、不安于现状、我行我素、桀骜不驯、惹是生非。乔布斯说：“他们推动着人类进步。因为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才能改变世界。”

扎耶那后来在提交至《即刻》杂志的文章中解释说，未来难以阻止 CRISPR 婴儿的一个原因在于，不用多久，对卓有成就的怪人而言，该技术将唾手可得。他写道：“人们现在已经在使用 150 美元的倒置显微镜编辑人类细胞。”诸如扎耶那自己的公司等在线公司也已经在销售Cas9 蛋白质和向导 RNA。扎耶那说：“胚胎注射的要求极低：一个微型注射器、微量移液器和显微镜。只需花几千美元，就可在易贝（eBay）上买到所有工具，完成组装。花约 1 000 美元就可以从生殖中心购买人类胚胎。在美国，如果你不透露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你也许还能让医生帮助你将胚胎移植到一个人的体内。你也可以到另一个国家进行胚胎移植……因此，下一次人类胚胎编辑和移植并不遥远。”

扎耶那说，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重大意义在于，其能一劳永逸地将疾病或基因异常从人体中移除。他说：“该技术不仅仅能治愈患者所患疾病，而且能彻底地将诸如肌肉萎缩等痛苦的致死疾病永久从未来人类中抹去。”他甚至支持对儿童使用 CRISPR，增强其各方面的能力。他说：“如果我能让自己的孩子更不容易出现肥胖或拥有提高运动等方面表现的基因，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扎耶那而言，这也是一个与其个人有关的问题。2020 年年中， 我与扎耶那进行过一次交谈。当时，他和伴侣正努力通过体外受精怀孕。他们利用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选择了孩子的性别。医生们虽然也筛查了几种重大遗传病，但是未向扎耶那提供未来胚胎的全部基因组序列和特征。扎耶那说：“我们无法选择注入我们孩子体内的基因。这荒唐可笑。相反，我们听天由命。我认为，为孩子选择你想要的基因并无不妥。这么做会令人害怕，会创造出智人 2.0 版。但是，我认为这非常激动人心。”

随着我开始反向提问，扎耶那通过讲述自己想要编辑他个人遗传问题的例子，冷漠地阻止了我。他说：“我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痛苦难言。这种疾病非常可怕，为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我想要摆脱这一疾病。”我问扎耶那，他是否担心消除这一疾病会改变他自己。扎耶那回答：“人们设法编造谎言，称这种病能帮助你提高创造力，还说了些其他鬼话。但是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病，是一种会造成大量痛苦的疾病。我认为，我们也许能找到方法，在不患有这种疾病的情况下拥有创造力。”

扎耶那知道，有多种基因可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引发心理障碍。现在，我们对如何消除这些障碍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但是，从理论上说，倘若可使生殖细胞基因组编辑起效，扎耶那则希望使用这种方法，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遭受心理障碍折磨。他说：“如果我可以编辑基因，降低我孩子患双相情感障碍的可能，哪怕我可以帮孩子减少一丁点儿这种可能，我怎么可以不那么做呢？我怎么能希望我的孩子长大成人，却像我一样遭受这种痛苦？我觉得我做不到。”

对于与医学需求相关性更少的编辑，扎耶那有何看法？他说：“如果我可以，我一定会让我的孩子再长高 15 厘米，在运动方面表现得更好，更具有吸引力。个子更高、更具魅力的人会更加成功，不是吗？你希望你的孩子在哪些方面能提高？显而易见，对我的孩子而言，我想要把全世界都给他们。”他猜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母已尽其所能为我提供最好的教育。他猜得没错。他问：“与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教育相比，希望孩子拥有最好的基因有什么不同吗？”

风平浪静

从中国香港回到美国后，杜德纳发现，自己十几岁的儿子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对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大惊小怪。杜德纳说：“安迪无忧无虑。这让我思考，子孙后代会不会认为基因编辑事关重大。试管授精刚刚出现时，颇具争议。也许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像看待试管授精一样看待基因编辑。”杜德纳回忆道，1978 年首个试管婴儿出生时，自己的父母深感震惊。那年杜德纳 14 岁，刚刚读完《双螺旋》。她记得，自己与父母一起讨论了为何他们认为试管婴儿违背自然，是错误之举。她说：“但是后来，社会大众接受了试管婴儿，我的父母也接受了试管婴儿。我父母有一些朋友，他们只能通过试管授精生儿育女。该项技术的存在令我父母感到高兴。”

结果表明，针对CRISPR 的政治与公众反应和安迪的反应如出一辙。从香港返回两周后，杜德纳与 8 名参议员一起出席了于美国国会大厦举行的一场会议，对基因编辑进行探讨。通常情况下，此类会议以论坛形式展开，供政治家就某些他们不理解的事物表达震惊和不安，随后呼吁进一步设立法律法规。而这场参议院简报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该场会议由美国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主持，参会人员还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罗得岛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Jack Reed）、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和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一位医生）。杜德纳说：“我非常高兴，所有参议员对发展基因编辑重要技术的想法予以支持。他们没有一人要求加强监管，我对此颇为惊讶。他们只想弄清楚：‘现在，我们将前往何处？’”

杜德纳向陪同她参会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解释说，相关规定已经就绪，用于限制胚胎基因编辑的使用。参议员们更感兴趣的是努力理解 CRISPR 可能对医药和农业领域的价值。他们并未将重点放在刚刚出生的中国 CRISPR 婴儿上，而是详细询问了CRISPR 在体细胞治疗和生殖细胞编辑中如何作用，以治愈镰状细胞贫血。杜德纳回忆道：“他们对 CRISPR 在治疗镰状细胞贫血方面的潜力尤为感到振奋，对于其他诸如亨廷顿病和泰 - 萨克斯病等使人体衰弱的单基因疾病，他们也为 CRISPR 所具有的潜力激动不已。参议员们谈及了CRISPR 对可持续卫生保健的意义。”

两个国际委员会应运而生，以处理生殖细胞编辑相关问题。其中一个委员会由多国科学研究院组建。这些研究院自 2015 年起便投入此项工作。另一个委员会由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杜德纳担心，成立两个组织可能会导致产生彼此矛盾的信息，让未来像贺建奎一样的研究人员自行解读指导方针。因此，我与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曹文凯和世卫组织委员会联合主席玛格丽特·汉伯格（Margaret Hamburg）见了面，以了解两个组织如何划分责任。汉伯格说：“由各国研究院组成的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为科学研究，而世卫组织专注于如何创建全球性监管框架。”曹文凯说，即使未来将生成两份报告，情况也将好于过去。以前，不同国家的科学研究院会出台不同的指导方针。

然而，汉伯格承认，两个委员会的成立不太可能防止各国制定自己的规则。汉伯格解释说：“各国持不同态度，使用不同监管标准，反映出各国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这与各国面对转基因食品时所遇到的情况相同。”不幸的是，此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基因“旅游”——想要获得基因增强的特权群体可以前往提供基因增强服务的国家“旅游”。汉伯格表示， 世卫组织将难以监管“旅游”的合规性：“这与核武器不同。对于核武器，你可以设置警卫，封锁区域，加强安全机制。”

暂停问题

2019 年年中，两个委员会开始运作。科学界再次爆发公开争论，将杜德纳和布洛德研究所充满进取心的埃里克·兰德尔置于对立面。两人的争论焦点在于“暂停”一词的使用。过去，大多数科学委员会均对该词避而不谈。

在某种程度上，此次针对是否需要进行正式暂停的争论与其词义相关。此前，人们已制定允许胚胎基因编辑的相关规定，即保障安全，“具有医学必要性”，而相关规定已无法满足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人认为，贺建奎的行为表明，需要更为清晰、更为明确的停止信号。持该种观点的研究人员包括兰德尔、张锋、保罗· 伯格、弗朗西斯·柯林斯和杜德纳的科学合作伙伴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柯林斯解释说：“如果你使用‘暂停’一词，将产生更大影响。”

兰德尔非常喜欢当一名公共学者和政策顾问。他口才出众，为人风趣，友好合群，颇具魅力，至少对于没有因为他咄咄逼人而退避三舍的人而言的确如此。他非常善于维护立场，召集最真诚的思考者组建小组。但是，杜德纳怀疑，兰德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挑起了暂停问题。因为杜德纳并未和不善于抛头露面的张锋合作，而是和巴尔的摩一起，作为 CRISPR 首席公共政策思想家，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杜德纳说：“埃里克和布洛德研究所是一个巨大的扩音器。对他们而言，呼吁暂停研究是登上诸多报刊头条的一种方式，而他们早些时候并未努力就此次涉及的相关问题发声。”

不论动机为何（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出于诚心实意），兰德尔开始就一篇即将发表于《自然》杂志的文章争取支持，文章标题为《暂停可遗传基因组编辑》。不出所料，张锋在文章中签了名。杜德纳从前的合作伙伴沙尔庞捷同样签上了名字。44 年前，伯格就重组 DNA 所获发现促成了阿西洛玛会议的召开。现如今，伯格也在该文章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兰德尔在文章开头写道：“人类生殖细胞编辑会改变（精子、卵子或胚胎中的）可遗传 DNA，创造接受基因改造的孩子。我们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暂停所有人类生殖细胞编辑临床应用。”

兰德尔请了自己的朋友柯林斯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两人曾共同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兰德尔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柯林斯接受了采访。柯林斯说：“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发表最为正确的声明，表明我们现在尚未准备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做好准备。”

兰德尔强调，不应将问题交由个人选择，也不能留给自由市场。他说：“我们正设法规划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对医学应用深思熟虑、在严重情况下才使用医疗技术的世界，还是一个仅仅追求疯狂的商业竞争的世界？”张锋表示，需要由全社会来解决围绕基因编辑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不是依靠个人。他说：“你可以想象一种情况：父母对编辑自己的孩子备感压力，因为其他父母也在编辑他们孩子的基因。这种情况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可能会创造一个一片混乱的社会。”

世卫组织委员会联合主席玛格丽特·汉伯格问我：“埃里克为何一心想公开推动实施暂停？”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问题。兰德尔名声在外，即使在做出某种似乎直截了当的事情时，其他人也会怀疑他的动机。汉伯格认为，呼吁研究暂停似乎是在卖弄，乃多此一举。因为世卫组织和各个国家的研究院已经开始制定合适的指导方针，并未叫停生殖细胞编辑。

巴尔的摩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兰德尔曾设法让巴尔的摩在文章中签字。但是，如同 40 多年前在阿西洛玛会议上讨论重组 DNA 一样， 巴尔的摩对找到“一条稳健的前进道路”、实现可救人性命的进步颇感兴趣，而对宣布难以一步到位的暂停不屑一顾。巴尔的摩猜测，兰德尔推动研究暂停，可能是为了讨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后者可为学术实验室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对杜德纳而言，兰德尔推动暂停研究的力度越大，她反对暂停研究的立场就越强。杜德纳说：“鉴于已在中国婴儿身上进行了生殖细胞编辑，我认为在现阶段呼吁暂停研究并不现实。如果你呼吁暂停研究，实际上是在使自己无法参与相关对话。”

杜德纳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2020 年 9 月，国际科学委员会发布了一份 200 页的报告。该委员会在贺建奎公布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成立。虽然兰德尔是 18 名委员会成员中的一员，但是报告并未呼吁暂停研究，也未提及“暂停”一词。相反，报告指出，可遗传人类基因组编辑“在未来可能提供一个生育选项”，使拥有遗传疾病的夫妇受益。虽然进行可遗传性基因编辑尚不安全，在通常情况下也并不具备医学必要性，但是其最终将有利于“明确一条负责任的道路，将可遗传人类基因编辑投入临床应用”。换言之，要继续努力实现“一条稳健的前进道路” 的目标。在此前由杜德纳于 2015 年 1 月组织的纳帕会议上，该目标获得认可。

被判有罪

贺建奎并未像自己幻想的那样成为国家英雄，受到世人称赞，而是于 2019 年在深圳市人民法院接受审判。审判过程中的诸多元素体现了审判的公平性：法院批准他聘请自己的律师，为自己辩护。他服从“非法行医”罪的判决后，没有人对判决结果表示异议。他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罚款 300 万元，终身禁止从事生殖科学相关工作。法院宣布：“（贺建奎）为追名逐利，故意违反相关国家规定，越过了科研与医学伦理道德底线。”

就该审判的中国官方新闻报道表明，另一名女性产下了接受贺建奎改造的第三名 CRISPR 婴儿。关于该名婴儿和首对经 CRISPR 编辑的双胞胎露露与娜娜，均无具体消息。

《华尔街日报》请杜德纳就判决结果发表评论时，她小心翼翼地批评了贺建奎的研究，但并未就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予以谴责。她认为，科学界必须厘清安全与伦理道德问题。“于我而言，重要问题并不是这一问题是否会再次出现。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在于，该问题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摘编自《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中信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经授权发布。赛先生书店有售。

《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内容简介

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珍妮弗·杜德纳和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两位科学家，获奖原因是她们开发出基因组编辑方法，提出一种被称为CRISPR-Cas9的方法，该方法可用于改变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DNA。该奖项不仅仅是对一项成就的认可，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方面，CRISPR之所以是继DNA结构后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因为CRISPR不仅像我们阐释双螺旋结构时一样解释了世界，也让改变世界变得简单。这些基因剪刀将生命科学带入了新时代。另一方面，这标志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两名女性共同获得了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从达尔文和孟德尔到沃森和克里克，再到杜德纳和沙尔庞捷，跨越几代科学家的合作，让人类经历从了解生命的起源到重写生命的密码。以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关注焦点。这不仅是一场生命科学的竞赛，也让人类开始审视这场生命科学革命所引发的问题。编辑自身基因会对社会多元化产生何种影响？在获得CRISPR的重要发现后，杜德纳也成为与科学道德伦理问题进行斗争的领导者。这本书也将珍妮弗·杜德纳和她的合作者、竞争对手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讲述了CRISPR的专利之争、基因编辑引发的伦理问题、生命科学的竞赛及人类的未来。

作者艾萨克森选择为其作传的人物，从史蒂夫·乔布斯到列奥纳多·达·芬奇，再到珍妮弗·杜德纳，好奇心都是他们所具有的一个关键特质。好奇心是驱使人类创新和前进的动力。彻底理解生命奇迹不仅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能鼓舞人心，使人获得乐趣。这就是为何我们人类如此幸运，拥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