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项研究中每个人得到的DNA测试结果都是假的。

此乃故意为之。一年来,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招募了223名参与者进行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将帮助科学家创建个性化的营养和锻炼计划——至少他们是这么被告知的。布拉德·特瓦尔德(Brad Turnwald)和阿利亚·克拉姆(Alia Crum)这两位研究者最想调查的是,当参与者接受DNA测试并得知他们的运动与饮食基因倾向后,会有什么反应。

一些人研究了DNA测试如何激励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保持不变),但特瓦尔德和克拉姆想得更为深远。获悉DNA测试的结果不仅会改变行为,还会在分子层面上改变身体吗?

为了找到答案,他们想出了一个有点迂回的方法。安慰剂效应是基于生理学的:当一个人服用一颗糖丸并报告说疼痛减轻,实际上是他或她的大脑在释放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天然止痛药。当你“得知”自己的基因状况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吗?

斯坦福团队设计了两个实验。约一半参与者得到了运动基因的测试结果(假的),然后必须在跑步机上跑步。另一半人得到了饥饿基因的测试结果,然后必须喝下一杯480卡路里的奶昔。那些被告知拥有“更糟糕”基因的人更早停止跑步,并且比那些被告知拥有“更好”基因的人更感到饥饿。奇怪的是,甚至他们的肺功能和饥饿激素水平也发生了变化。

“我对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感到惊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心理学家史蒂文·海恩(Steven Heine)说,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海恩研究人们对DNA测试结果的反应,他说人们倾向于以“非常宿命的方式”解释基因信息。

而今,在线购买DNA试剂盒变得越来越容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即FDA)对23andMe等提供特定疾病风险信息的基因检测进行监管,但面向“健康”人群的DNA检测则比较宽泛,监管也少得多。这些测试可能承诺制定适合你基因的饮食或锻炼计划,但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基于DNA的计划更有利于减肥,因为基因只能对体重为何因人而异这个问题给出可怜的一点点解释。


某基因测试产品宣传图

在研究中,特瓦尔德和克拉姆决定直接给参与者一个随机的基因测试结果。特瓦尔德说,考虑到其中涉及的欺骗行为,他们并不想提示阿尔茨海默症或癌症等疾病的虚假基因风险,但他们很想选择重要的问题。他们选定了肥胖,并选择了两个基因:CREB1,与有氧运动能力有关;FTO,与饥饿信号有关。

该团队还就其研究计划的伦理问题咨询了斯坦福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review board)。最终确定,参与者必须参加三次测试:进行DNA测试,进行最初的跑步机或奶昔测试,得到虚假的DNA测试结果,然后立即重新进行跑步机或奶昔测试。第三次访问结束时,研究小组向参与者揭示了研究的实质,并让他们选择是否想要知道真实的DNA测试结果。

与他们最初的基准测试相比,那些被告知有高风险CREB1的人比以前跑得更少,而那些被告知有保护性FTO的人比以前更少感到饥饿。研究小组并不仅仅依靠这些自我报告的测量方法。在跑步机上跑步的人需要头戴面罩,用以测量呼吸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喝奶昔的人则抽血检测饥饿激素水平。参与者的身体测试结果符合他们对疲劳和饥饿的感觉。

如果这些效应持续下去,基因信息最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然而,在这项研究中,参与者被骗时间没有超过一个小时,这限制了实验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短期的实验。”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心脏病学家和遗传学家埃里克·托波尔(Eric Topol)说。他补充说,该领域正从单基因分析转向多基因风险评分,后者考察数千种不同基因的影响。芬兰正在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对心脏病的多基因风险评分实际上可以激励人们减肥和戒烟。

在开始这项研究之前,特瓦尔德和克拉姆都亲自体验了DNA测试。克拉姆发现她有保护性运动基因和高风险饥饿基因。“我对这两种基因都不感到惊讶,我发现自己的反应有点像,‘噢是的,我是名运动员,还是跑步运动员,是因为我有这种基因,’还有,‘噢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饿。’”

但是,“这对我来说挺有道理的,还是我让它变得挺有道理的?”